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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家園


作者:王小波

  我十三歲時,常到我爸爸的書櫃裡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櫃子裡,有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櫃子是鎖著的,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他還有說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你小,身體也單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實際上,在揍我這個問題上,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總給他這種機會。總而言之,偷出書來兩人看,挨揍則是我一人挨,就這樣看了一些書。雖然很吃虧,但我也不後悔。
  看過了變形記,我對古希臘著了迷。我哥哥還告訴我說:古希臘有一種哲人,穿著寬鬆的袍子走來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見他不在,就要過一塊塗蠟的木板,在上面隨意揮灑,畫了一條曲線,交給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塊木板,為曲線的優美所折服;連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門時闖進去,要過一塊木板,精心畫上一條曲線……當然,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塊蠟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畫在一條曲線裡,送給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現在我想,這個故事是我哥哥編的。但當時我還認真地想了一陣,終於傻呵呵地說道:這多好啊。時隔三十年回想起來,我並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擁有一片天空,十三歲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園。此外,人有兄長是好的。雖然我對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無異議。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科學和藝術是怎樣的事業。我哥哥後來是已故邏輯大師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則學了理科;還在一起講過真偽之分的心得、對熱力學的體會;但這已是我二十多歲時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國外去旅行,在劍橋看到過使牛頓體會到萬有引力的蘋果樹,拜倫拐著腿跳下去游水的「拜倫塘」,但我總在回想幼時遙望人類智慧星空時的情景。千萬丈的大廈總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愛好無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詩人,也許都體驗過兒童對著星光感悟的一瞬。我總覺得,這種愛好對一個人來說,就如性愛一樣,是不可少的。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人活著當然要做一番事業,而且是人文的事業;就如有一條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學究式的人物,手執教鞭戒尺打著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條路,而是背一本宗譜。我聽說前蘇聯就是這麼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萊蒙托夫,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蕭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裡說了很多)。我們這裡是怎樣教孩子的,我就不說了,以免得罪師長。我很懷疑會背宗譜就算有了精神家園,但我也不想說服誰。安徒生寫過光榮的荊棘路,他說人文的事業就是一片著火的荊棘,智者仁人就在火裡走著。當然,他是把塵世的囂囂都考慮在內了,我覺得用不著想那麼多。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這樣說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說服安徒生,就要用這樣的語言。維特根斯坦臨終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句話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雖然我對他的事業一竅不通,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
  我不大能領會下列說法的深奧之處:要重建精神家園、恢復人文精神,就要滅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滅的,就是風頭正健的俗人。假如說,讀者兜裡的錢是有數的,買了別人的書,就沒錢來買我的書,所以要滅掉別人,這個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說法不見得有如此之深奧。假如真有這麼深奧,我也不贊成——我們應該像商人一樣,嚴守誠實原則,反對不正當的競爭。讓我的想法和作品成為囂囂塵世上的正宗,這個念頭我沒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須解釋我寫文章(包括這篇文章)的動機。坦白地說,我也解釋不大清楚,只能說: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維特根斯坦一樣說道: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湯達一樣說:活過,愛過,寫過。我很怕落到什麼都說不出的結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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