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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幽閉型小說

作者:王小波

  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面對著年輕的女人,只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幹這幹那,一刻也不能得閒,幹完了又說她幹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現在的年輕人去過這種生活,一天也熬不下來。但是傳統社會裡的女人都得這麼熬。直到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這女人也變得和過去的婆婆一樣刁。張愛玲對這種生活瞭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地道。但說句良心話,我不喜歡。我總覺得小說可以寫痛苦,寫絕望,不能寫讓人心煩的事,理由很簡單:看了以後不煩也要煩,煩了更要煩,而心煩這件事,正是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苦難。也有些人煩到一定程度就不煩了——他也「熬成婆」了。
  像這種人給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國有,外國也有。我在一些描寫航海生活的故事裡看到過這類事,這個折磨人的傢伙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長。有個故事好像是馬克·吐溫寫的:有這麼個千刁萬惡的水手長,整天督著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桿。講衛生雖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過分。有一天,水手們報告說,一切都洗乾淨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一塵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說:好吧,讓他們把船錨洗洗吧。整天這樣洗東西,水手們有多心煩,也就不必再說了,但也無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辭活不幹,也得等到船靠碼頭。實際上,中國的舊式家庭,對女人來說也是一條海船,而且永遠也靠不了碼頭。你要是煩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這倒不是亂講的,舊式女人對自殺這件事,似乎比較熟練。由此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這種故事發生的場景,總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人們在那裡浪費著生命;這種故事也就帶點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談張愛玲,也不是談航海小說,而是在談小說裡幽閉、壓抑的情調。家庭也好,海船也罷,對個人來說,是太小的囚籠,對人類來說,是太小的噩夢。更大的噩夢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人文生存環境。假如一個社會長時間不進步,生活不發展,也沒有什麼新思想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一種噩夢。這種噩夢會在文學上表現出來。這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生活中感到煩躁時,就帶有最深刻的虛無感。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筆記小說,張愛玲的小說也帶有這種味道: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我初次讀張愛玲,是在美國,覺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國看當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這麼股味。這時才想到:也許不是別人怪,是我怪。
  所謂幽閉類型的小說,有這麼個特徵:那就是把囚籠和噩夢當作一切來寫。或者當媳婦,被人煩;或者當婆婆,去煩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顧影自憐;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這種想法我很難同意。我原是學理科的,學理科的不承認有牢不可破的囚籠,更不信有擺不脫的噩夢;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舉例來說,對數學家來說,只要他能證明費爾馬定理,就可以獲得全球數學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極大的快感,問題在於你證不出來。物理學家發明了常溫核聚變的方法,也可馬上體驗幸福的感覺,但你也發明不出來。由此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努力去做事,拚命地想問題,這才是自己的救星。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投身於文學事業。我總覺得一門心思寫單位裡那些爛事,或者寫些不愉快的人際衝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舉例來說,可以寫《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樣的作品,或者,像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那樣的小說。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像力。當然,這很可能是個餿主意。我自己就寫了這樣一批小說,其中既沒有海船,也沒有囚籠,只有在它們之外的一些事情。遺憾的是,這些小說現在還在主編手裡壓著出不來,他還用一種本體論的口吻說道:他從哪裡來?他是誰?他到底寫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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