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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作者:王小波

  蕭伯納是個愛爾蘭人,有一次,人家約他寫個劇本來弘揚愛爾蘭民族精神,他寫了《英國佬的另一個島》,有個劇中人對愛爾蘭人的生活態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塊土,一隻豬……」不知為什麼,我看了這段話,臉上也有點熱辣辣。這方面我也有些話要說,蕭伯納的態度很能壯我的膽。
  1973年,我到山東老家去插隊。有關這個小山村,從小我姥姥已經給我講過很多,她說這是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條驢。我姥姥還說,驢在當地很有用,因為那裡地勢崎嶇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裡送點什麼,或者從地裡收穫點什麼,驢子都是最重要的幫手。但是我到村裡時,發現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村裡不是四十戶人,而是一百多戶人,驢子一條都不見了。村裡人告訴我說,我姥姥講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歷。這麼多年以來,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來,至於驢子,在學大寨之前還有幾條,後來就沒有了。沒有驢子以後,人就擔負起往地裡運輸的任務,當然不是用背來馱,而是用小車來推。當地那種獨輪車載重比小毛驢馱得還要多些,這樣人就比驢有了優越性。在所有的任務裡,最繁重的是要往地裡送糞——其實那種糞裡上的成分很大——一車糞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樣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這就是說,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東西送到80層樓上,而且早上天剛亮到吃早飯之間就要往返十趟。說實在話,我對這任務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我以為自己長得人高馬大,在此之前又插過三年隊,別人能幹的事,我也該能幹,結果才推了幾趟,我就滿嘴是膽汁的味道。推了兩天,我從城裡帶來的兩雙布鞋的後跟都被豁開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總在一刻不停的震顫之中。後來我只好很丟臉地接受了一點照顧,和一些身體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幹活。好在當地人沒有因此看不起我,他們還說,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能把這種工作堅持到三天之上,實在是不容易。就連他們這些幹慣了的人都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辛苦,能夠歇上一兩天,都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時隔二十年,我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遍,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這樣的:用人來取代驢子往地裡送糞,其實很不上算。因為不管人也好,驢也罷,送糞所做的功都是一樣多,我們(人和驢)都需要能量補充,人必須要吃糧食,而驢子可以吃草;草和糧食的價值大不相同。事實上,一個人在干推糞這種活和幹別的活時相比,食量將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這就導致了糧食不夠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白薯於比之正經糧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賣到兩毛錢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頂)是三分錢一斤,一般做飼料的草頂多值兩分錢。我不認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後,可以和吃了十斤乾草的驢比賽負重,而且白薯干還異常難吃,噎人,難消化,容易導致胃潰瘍;而驢在吃草時肯定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此必須強調指出,此種白薯干是生著切片晾的,假設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種甜甜的東西,就絕不止兩毛錢一斤。有關白薯干的情況,還可以補充幾句,它一進到了食道裡就會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發糕還是麵條,只要不用大量的糧食來沖淡,都有同等的效果。因此我曾設想改進一下進食的方式,拿著大頂來吃飯,這樣它往上一蹦就正好進到胃裡,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嚥,但是我沒有試驗過,我怕被別人看到後難以解釋。白薯干原來是豬的口糧,這種可憐的動物後來就改吃人屙的屎。據我在廁所兼豬圈裡的觀察,它們一遇到吃薯干後出的屎,就表現出憤怒之狀,這曾使我在出恭時良心大感痛苦——這個話題就說到這裡為止。由此可見,我姥姥在村裡時,四十戶人家、一百多條驢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我在村裡時,一百多戶人家沒有驢,也符合經濟規律。前者符合省錢的規律,後者符合就業的規律。只有「一百戶人家加一百條驢」不符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那麼多的事可做。於是,驢子就消失了。有關這件事,可以舉出一件恰當的反例:在英國產業革命前夕,有過一次圈地運動,英國農民認為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則是人吃驢,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吃。村裡人說,有一陣子老是吃驢肉,但我去晚了沒趕上,只趕上了吃白薯干。當然,在這場人和驢的生存競爭中,我當時堅定地站在人這一方,認為人有吃掉驢子的權利。
  最近我讀到布羅代爾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才發現這種生存競爭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於在人和驢之間,更不限於本世紀七十年代,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歷史事實。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發現,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役畜非常少,對水力和風力的利用也不充分。這就是說,此種生存競爭不光在人畜之間存在,還存在於人與浩浩蕩蕩的自然力之間。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場上反對水和風了,因為這種對手過於低級,勝之不武。而且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裡,大概是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文化裡,只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只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麼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面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中國史學界沒有個年鑒學派,沒有人考證一下歷史上的物質生活,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布羅代爾對中國物質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詳盡——這件事其實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帶,根本就見不到風車、水車,這種東西只在邊遠地方有。我們村裡有盤碾子,原來是用驢子拉的,驢沒了以後改用人來推。驢拉碾時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頭暈。人推時不蒙眼,因為大家覺得這像一頭驢,不好意思。其實人也會暈。我的切身體會是:人只有兩條腿,因為這種令人遺憾的事實,所以暈起來站都站不住。我還聽到過一個真實的故事,陳永貴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頭驢子比賽負重,驢子摔倒,永貴大叔贏了。我認為,那頭驢多半是個小毛驢,而非關中大叫驢。後一種驢子體態壯碩,恐非人類所能匹敵——不管是哪一種驢,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就是不借助手推車,人也比驢強。我認識的一位中學老師曾經用客觀的態度給學生講過這個故事(未加褒貶),結果在「文化革命」裡被鬥得要死。這最後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國為什麼沒有年鑒學派。假如布羅代爾是中國人,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農村物質生活的書,人和驢比賽負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紙黑字寫了出來,「文化革命」這一關他絕過不去。雖然沒有年鑒學派那樣縝密的考證,但我也得出了結論: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面有這麼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文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欲」;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米歐與朱麗葉》)
  這篇文章寫到了這裡,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文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畢竟是些聰明人。雖然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但是布羅代爾對十七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包括北京城裡有多少人靠揀破爛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後下結論道:在這一切的背後,「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麼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麼活著就不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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