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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爭

作者:王小波

  羅素先生在《權力論》一書裡,提到有一種僧侶的權力,過去掌握在教士們手裡。他還說,在西方,知識分子是教士的後裔。另外,羅素又說,中國的儒學也擁有僧侶的權力。這就使人想到,中國知識分子是儒士的後裔。教士和儒士擁有的知識來自一些聖書,《聖經》或者《論語》之類。而近代知識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碼也是一部分人,手裡並沒有聖書。他們令人信服,全憑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就可以取信於人。奇怪的是,這後一種知識並不能帶來權力。
  把儒學和宗教並列,肯定會招來一些反對。儒學沒有憑借神的名義,更沒有用天堂和地獄來嚇唬人。但它也編造了一個神話,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無法統治,天下就會亂作一團,什麼秩序、倫理、道德都不會有。這個神話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直到現在還有人相信。羅素說,對學者的尊敬從來就不是出於真知,而是因為想像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認為,儒學的魔力就是統治神話的魔力。當然,就所論及的內容來說,儒學是一種哲學,但是聖人說的那些話都是些斷語,既沒有什麼證據,也沒有什麼邏輯。假如不把統治的魔力估計在內,很難相信大家會堅信不移。
  羅素所說的「真知」是指科學。這種知識,一個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學會。眾所周知,科學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是在價值的領域。因此有人說它淺薄。不過,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時間去學,就會發現,它和儒學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書,把聖人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牢牢地記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復生,看到後世的儒生總在重複他們說過的隻言片語,一定會感到詫異。當然,也不能說這些儒生只是些留聲機。因為他們在聖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綴「夫子曰」。此種怪誕的情形提示了儒學的精神:讓儒士成為聖人的精神複製品。按我的理解,這種複製是通過背誦來完成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背誦對儒士也是有利可圖的。我們知道,有些人用背誦《韋氏大字典》的方式來學習英文。與過去背聖人書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學會英文的利益實在太小。假設你真的成為聖人的精神複製品,就掌握了統治的魔力,可以學而優則仕,當個官老爺;而會背誦字典的人只能去當翻譯,拿千字20元的稿酬。這兩種背誦真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我們來看看科學。如果不提它的複雜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會同意的東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這後兩句話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還沒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學並不提倡學者成為某種精神的複製品,也不自稱有某種魔力。因為西方知識分子搞出了這種東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們相信羅素先生的說法,西方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們不但拆了自己的台,還要來拆中國知識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國知識分子也要來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從近代以來,就有一種關於傳統文化的爭論。我們知道,文化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種爭論總是集中在如何對待傳統哲學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爭」多少有點名不副實。在爭論之中,總要提到中外有別,中國有獨特的國情。照我看,爭論中有一方總在暗示著傳統學術統治的魔力,並且說,在中國這個地方,離開了這種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錯,說中國離開了傳統學術獨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兩個問題。其一是說,作為儒學傳統嫡系子孫的那些人離開了這種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說,整個中國的芸芸眾生離開了這種魔力就不行。把這兩件事伙在一起來說,顯然是很不恰當。如果分開來說,第一個問題就很是明白。儒學的嫡系子孫們喪失了統治的魔力之後,就淪為僱員,就算當了教授、研究員,地位也不可與祖先相比。對於這種狀況,羅素先生有個說明:「知識分子發現他們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動而喪失,就對當代世界感到不滿。」他說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國,這句話應該改為: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發現自己的權威因為西方知識分子的活動而喪失,所以仇恨西洋學術和外國人。至於第二個問題,卻是越說越曖昧難明。我總是在懷疑,有些人心裡想著第一個問題,嘴上說著第二個問題。憑良心說,我很希望自己懷疑錯。
  我們知道,優秀的統帥總是選擇於己有利的戰場來決戰。軍事家有謀略是件好事,學者有謀略好不好就值得懷疑。贊成傳統文化的人現在有一種說法,以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否則就沒有前途。晚生以為,這種說法有選擇戰場的嫌疑。在傳統這個戰場上,儒士比別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絕這種挑戰。前不久晚生參與了一種論戰,在論戰中,有些男士以為現在應當回到傳統,讓男主外女主內;有些女士則表示反對。很顯然,在傳統這個戰場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雖是男人,卻站到了女人一方;因為我討厭這種陰謀詭計。
  現在讓我們回到正題。羅素先生曾說,他贊成人人平等。但很遺憾的是,事實遠不是這樣。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與人有知識的差異。這就提示說,由知識的差異可以產生權力。讓我們假設世界上的人都很無知,唯有某個人全知全能,那麼此人就可能掌握權力。中國古代的聖賢和現代的科學家相比,尋求知識的熱情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聖賢中,特別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熱情是古往今來的第一人。科學家和聖賢的區別在於,前者不但尋求知識,還尋求知識的證明。不幸的是,證明使知識人人可懂,他們就因此喪失了權力。相比之下,聖賢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們很快就達到了全知全覺的水平,換言之,達到了「內聖」的境界;只是這些知和覺可靠不可靠卻大成問題。我們知道,內聖和外王總是聯繫在一起的。假如我們說,聖賢急於內聖,是為了外王,就犯了無憑據地猜度別人內心世界的錯誤。好在還有朱熹的話來作為佐證:他也承認,自己格物致知,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
  現在,假如我說儒家的道德哲學和倫理學是全然錯誤的,也沒有憑據。我甚至不能說這些東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裡的確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為這種知識的追隨者,的確用它攫取了僧侶的權力。至於這種知識的發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們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沒有想獲得、更沒有享受到這種權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試圖通過復興這種知識來獲得這種權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說他們:「無恥之恥,無恥矣。」當然,有人會說,我要復興國學,只是為了救民於水火,振興民族的自尊心。這就等於說,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並且以天下為己任。我只能說,這樣赤裸裸地宣揚自己過於直露,不是我的風格;同時感到,僧侶的權力又在叩門。僧侶的權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這我是承認的。虛偽從來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紀末,我們有理由盼望好一點的東西。當然,對我這種盼望,又可以反駁說,身為一個中國人,你也配!——此後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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