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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掉標籤(創作談)


  批評家給你的創作貼標籤,多半是出於好意,倘若傳媒報導中引用,那更是你「走紅」的象徵。但那實際上是一樁可怕的事,相當於被關進了一間天鵝絨製成的牢房。在天鵝絨鋪敷而成的牢房裡,你會產生一種錯覺,彷彿自己是個王子或公主,正享受著宮殿裡的快樂生活似的。
  寫小說這麼多年,我也曾被貼上過一些標籤,比如「傷痕文學」。雖說這標籤很快就貶值了,但剛貼上的時候,還是很風光的,特別是在香港,有的傳媒貼的標籤更具「爆炸性」:「大陸傷痕文學之父」!天哪,為保持這一份風光,我是否應堅守「傷痕」題材,直到讀者們對纍纍斑斑的「傷痕展覽」胃口倒盡?後來,又有「問題小說」的標籤接踵而至,「問題」當然不止是「傷痕」,這間天鵝絨牢房相比而言可是寬敞多了;然而,企圖在每一篇新小說裡提出一個新的、重大的社會問題,這樣沉重的擔子,能把你整個人壓趴在地。有的「傷痕文學」興盛時一起寫小說的朋友,後來掛筆而去,甚至於匿跡於文壇,因素當然不止一端,然而為標籤所限,不堪重負,難以為繼,應是因素之一吧!
  我在一進入八十年代,便自覺地撕掉了「傷痕文學」與「問題小說」的標籤。這並不是放棄了對現實社會的關注,而是在寫作實踐中努力地進入文學的本性之中。於是有《如意》、《立體交叉橋》、《鐘鼓樓》出現。但新的標籤又追蹤而來。其中有一個是「京味小說」。這是把!
  我往一所精緻的四合院裡轟。四合院當然很不錯,何況是精緻的。被貼上這一標籤後,我被詢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在中國作家裡,給您影響最深的是不是老捨?請談談您是如何繼承老捨的文學傳統的?」老捨當然是極優秀的作家,對我影響也是有的,但我自己並不是土生土養的北京人,我出生在四川並在那裡度過童年,雖說八歲就到了北京並定居至今,可是我一直和家族中人說四川話,因之,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一位四川籍作家李(吉力)人,他的《死水微瀾》我至少精讀過五遍。我佩服老捨,但我不可能用他那樣地道的北京話(有時是旗人的土話)來進行文學思維,特別是,老捨先生不僅能讓筆下的人物說原汁原味的北京話,而且,他的敘述語言多半也用的是與人物對話「水流平齊」的北京語匯,這是我不可能「繼承」,而且,也沒有必要去師法的。我對老捨先生創作中不那麼恪守北京話規範的《月牙兒》、《微神》,反倒更傾心。我寫當代北京的故事,人物如是北京老市民,當然要讓他們說地道的北京話,然而我的敘述語言,是自覺地不用北京話,而用普通話,甚或南腔北調,更甚或吸收「歐化」語法,以及大量使用書面語言的。因此敬告各方,賜我「京味小說」標籤盛情可感,但我在文學跋涉中卻必須撕下這一標籤,以便更自由地扇動文學想像的翅膀,在廣闊無垠的文學空間中翻飛!
  近幾年我的文學活動越來越邊緣化,因之熱心給我貼標籤的人也就少了。這是我的福氣。得?以八方飛翔,四處採擷生活的花粉,釀多味文學之蜜,甘苦自擇,濃淡隨緣;當然蠟重蜜薄的情況也有,但沒被拘囿在天鵝絨牢房裡,堅持努力,總還有希望釀出一點別有趣味的新蜜吧!最近我的短篇小說,如《大家》上的《最後金蛇》、《北京文學》上的《繡鴛鴦》、《山花》上的《水錨》,以及《鐘山》上的《人面魚》,正體現著我個人的這種「撕卻標籤任翱翔」的狀態。

  責任編輯  傅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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