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川的鄉間，到十里洋場的上海，這兩個地方，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
海，看到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看到滿街穿梭不停的車水馬龍，簡直看得眼花繚亂。童年的
我，從成都，到湖南，經廣西，越貴州，回四川，再來上海，我真走了一條漫長的路！這條
路不僅漫長，而且充滿了狂風巨浪。終於來到了上海，我們流浪的日子應該結束了吧！父母
帶著我們四個孩子，開始在上海佈置起一個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間房間，在上海市外白渡橋的一棟大樓裡。這棟大樓有個很
洋化的名字；禮查大樓。
    禮查大樓是棟五層樓的樓房，很可能以前是個旅館什麼的。因為，它每層樓都有很長很
長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間一間的房間，每個房間都一模一樣。房裡附帶
一個極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裡有洗澡盆而沒有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盡頭
的公用廁所裡去。
    這禮查大樓，是同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我們分配到的這間房間，在四樓上。一家六
口，大大小小就擠在這一間房間裡生活。房裡有一張床一個大書桌，白天父親在書桌上改考
卷，晚上鋪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們在上面睡覺。至於那間小浴室，母親在浴盆上面架上
木板，買了爐子燒鍋煮飯。每隔幾天，移開爐灶，孩子們集體洗澡。
    似乎從我出世開始，貧困一直是我們家的問題。這會兒到了上海，情況絲毫沒有好轉。
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貴得驚人。我們三個大的，正在飛快的長大。食衣住
行，樣樣需要錢。父親那份微薄的薪水，顯然無法支持我們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
卻有嫡親的大舅舅、小四姨等。這個時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與世長辭。母親的大哥當律
師，生活很寬裕，住在亞爾培路一棟非常講究的房子裡。兄妹已經許多年不曾見面，此時一
見，不禁抱頭痛哭。大舅看到我們一家，如此窮途潦倒，孩子們都面黃肌瘦。當下，就力勸
父親改行，不能再教書了，再教下去，孩子們都會餓死了。一篇談話，把我那固執的父親，
談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動的說：「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輩子書，也只會教書。
窮，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兒，就只好跟著我過窮日子。改行，是絕不可能的事！」父親大
怒而回，從此和大舅行跡疏遠，話不投機。大舅勸他改行一事，深深傷了他的自尊。偏偏大
舅的脾氣也很倔強，看父親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對父親也有許多埋怨。這樣一
來，我們和大舅家的來往，就變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帶著大包小包的衣服來
我家，裡面有許多小紗衣小紗裙，還是外祖母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終沒拿到，如今，
卻正好給比我小了八歲的小妹穿。看到這些衣物，別提了，母親又哭了好幾天。
    我們終於安定了下來，苦雖苦，總是闔家團圓的。父親開始考慮到我們三個大孩子的教
育問題。於是，有一天，父親帶著我們三個，走進上海市第十六區國民小學。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學校，接受學校教育。那年我九歲，算年齡，應該插班念小學三年
級。學校給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入學考試，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級班，麒麟背不出書，降到二年
級，小弟一年級。活到九歲，我這才開始進學校唸書，記憶中，念得真是辛苦極了。其實，
不止是「辛苦」，簡直是「痛苦」極了。
    原來，我從四川來上海，講的是一口四川話，而學校裡，從老師到同學，大家都講上海
話。我語言不通，老師說什麼我不懂，同學說什麼我也不懂。再加上，我來自鄉間，難免土
裡土氣，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幹，對比之下，我是相形見絀。再有，我從小，只有母親教
我背唐詩，我的閱讀能力很強，但是，數學卻連加法都不會，成績完全跟不上。在這諸多原
因下，我在學校中，真是苦極了。
    上海的孩子會欺生，上課第一天，大家在操場中排隊。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後推，後面的
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隊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師走來，見我不排
隊，把我痛罵一頓。全班同學，竊竊偷笑，而我，哭著跑回家說：不要上學了！不上學是不
行的。父母正要訓練我們的獨立精神，和適應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學校去。逐
漸的，一天又一天，同學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學著去交朋友，因為語言的隔閡，交朋友真太
難了。
    我上學上得很不順利，兩個弟弟也不順利。麒麟從小脾氣就壞，總是和同學打架。小弟
弟更絕了。他一生沒有規規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幾小時的經驗，此時，要他坐著聽老師講
課，他怎麼坐得住？不知怎的，他發現只要舉手對老師說：
    「我要尿尿！」老師就會讓他去上廁所。結果，他每節課都要舉十幾次手，去上廁所。
有一次，老師忍無可忍，生氣的說：
    「不許去！」小弟見計謀不成，如坐針氈，居然威脅起老師來：
    「你不讓我去，我會尿褲子！」
    「尿就尿！」老師說：「不許去就不許去！」
    誰知，老師的話才說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決」起來，弄得全班師生，大驚失
色。那時，學校裡有個規定，學生講了粗話或做錯事，要用紅筆在嘴上畫一個圈，那紅墨水
畫在嘴上，洗好幾天都洗不掉。老師這一氣，就在小弟嘴上畫了好幾個紅圈。那天麒麟因為
打架罵人，也被老師用紅筆在嘴上畫了圈。結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課，訓導主任跑來通知我
說：「你今天不要上課了，把你兩個弟弟帶回家去吧，他們一個尿了褲子，一個打了架！」
    學校離我們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帶著兩個弟弟上課下課。那天，我領著兩
個弟弟回家，看到他們嘴上畫的紅圈，和小弟的濕褲子，真是覺得丟人極了。兩個弟弟還氣
呼呼的嘟著嘴，路人都回頭看著我們笑。我又羞又惱，對兩個弟弟說：「早知道，你們兩個
在東安城丟掉就算了，找回來幹什麼，這麼麻煩！」話才說完，想起兩個弟弟在東安失散後
的淒涼慘狀，不禁大大後悔起來，心中一酸，淚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見我哭了，就也哭了，
用手拉著我的衣襟說：
    「你不要哭，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麒麟見我們兩個都哭了，眼眶就也紅了起來。我在那一瞬間，體會出我是這個家庭的
「長姐」，兩個弟弟，終生都是弟弟，不論他們怎樣，我再也不要和他們分開。於是，我一
手攬住一個弟弟，三人一路哭著回家。到了家裡，我急忙把兩個弟弟藏進浴室裡，拚命幫他
們兩個洗掉嘴上的紅圈，就怕父母看到了，會和我一樣傷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記憶中，屬於歡樂的事情實在不多。貧窮會把歡樂從身邊偷
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們缺乏冬衣，冷得牙齒和牙齒打戰。每天三個人手牽
手的去上學，經過賣糖炒栗子的攤子，真想買一包糖炒栗子來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
沒有錢，就是吃不到。學校的同學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沒有。那時，心
裡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離開上海，願望都沒有實現。說實話，從小，我就
在困苦中長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這段時間，對困苦的感覺特別敏銳。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為父親的收入實在不夠維持，（大舅一直想接濟我們，父親隙
驕傲的拒絕了。只有大舅母，變著花樣，吃的穿的，經常往我們家送。）母親見這樣不是辦
法，就也去中學裡教起書來。這樣一來，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課，就飛奔回家照顧小妹妹。
我家那張大書桌，已不夠我們睡，我們就打起地鋪來。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
姆。生活裡的喜悅實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我寫了我生平的第
一篇小說《可憐的小青》。父親讀了，似乎頗受感動，他幫我寄給了大公報的兒童版。當這
篇稿子登出來之後，我整天捧著那張報紙，興奮得茶不思，飯不想。把自己這篇短文，讀了
起碼一百遍。可憐的小青，到底寫些什麼？如今已不復記憶。但，顧名思義，那「可憐的小
青」，必然有自我的寫照吧！
    自從在報上發表了作品之後，我開始迷上寫作了。每天下課回家，就塗塗寫寫。那時，
我的小四姨參加了話劇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當年，小四姨是個胖妞，很有喜感。雖
然不是主角，卻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戲院看小四姨演話劇，是記憶中
最快樂的事。看完話劇回家，我居然寫起劇本來了。不會分場，我全寫「獨幕劇」。人物一
多就搞不清，我全寫「雙人劇」。好長一段時間，我樂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編劇」，只
是笑。因為我的取材，全是父親與母親間的「對白」，所談的問題，全是逃難時的點點滴滴。
    我這些「劇本」真可憐，從沒有發表過，出版過，當然也沒有人演出過。最後，都進了
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書，漸漸有了朋友，學會了說上海話，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
會一個人逛書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飯。也會抱著妹妹，去外白渡橋上看船，看落日。每到
星期天，就和弟弟們去外灘公園奔跑——以發洩我們在一間房間內無法發洩的體力。
    但是，父母的臉色又不對了，上海市的氣氛也不對了。物價飛漲，金元券貶值，上海的
商店中，發生了驚人的大搶購……這些事情，對幼年的我來說，是根本無法瞭解的。我惟一
熟悉的，是那種緊張的氣氛。我知道，戰爭又逼近了！
    果然，戰爭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戰爭，這次是內戰。對我而言，戰爭代表的就是流浪
和苦難。父母臉上又失去了笑容，他們整天討論著討論著。最後，父親決定，把母親和我們
四個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繼續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學期教完。於是，我們離
開了剛剛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這是我們第二度回鄉，第二次和祖父團聚。兩次都在
戰爭的陰影下，兩次，湖南都只是我們的中途站，而不是我們長久棲息的地方。